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闷热。
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石库门外，夜色之下，“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看起来沉滞如常。各色洋人和达官贵人依旧纸醉金迷，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劳作。翻开《申报》，《粤桂最近之战局》等军阀争斗的消息日日“连载”，占据国内新闻的大幅版面。国际上，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即将开幕。当日，报上一则《太平洋会议与中国》的消息，描绘了一些人对这次会议的企盼和“乐观”——“舆情对于美国邀中国与会，大为兴奋”。
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国运一路衰颓，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当权者不会清醒，他们正在装睡。热血的青年，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中共一大召开的3个月前，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直抒胸臆：“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眉头紧锁。
虽担心力有不逮，却仍要一往无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即便舍弃生命，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