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百年薪火相传。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感悟赤诚初心。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
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怀揣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尽善尽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一个个“使者”从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此后一年时间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这既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写下了生动续章，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国运一路衰颓，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当权者不会清醒，他们正在装睡。热血的青年，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中共一大召开的3个月前，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直抒胸臆：“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眉头紧锁。
虽担心力有不逮，却仍要一往无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即便舍弃生命，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开会时，李达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她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王会悟晚年回忆道。为了掩护，她甚至在会议桌上预先摆放了一副麻将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一个则宣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文中列着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以后不准虐待工人；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
正是在这天，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再看7月28日的《民国日报》，一则《安徽省选之奇奇怪怪》的新闻，直指资产阶级政府“城墙坍倒办选举”“百余人轮流投票千余张”的虚伪行径。作者直言：“长此以往，选政何堪设想？”
代表们决心与这样的弊政划清界限，使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多位代表日后回忆，会场内发生多次“有力的争论”。例如，在关于是否支持党员经党特别允许后可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的问题上，纲领在注释中留了个尾巴：“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分歧与争论，折射政党初创时期的真实状态。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信奉“改良主义”，还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时不我待地扛起了救亡图强的责任。“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永远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最终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