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市环翠区贝草夼村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在革命战争年代,因其处在敌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交集处这一特殊位置,成为我们党开展地下活动的隐蔽战场,不仅设置了地下交通站,还是威海县委敌工部和羊亭区敌工站的所在地,曾经发生过众多扣人心弦的英雄往事,涌现出了一批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鉴于此,羊亭镇建设了地下交通站纪念馆,系统展示了我们党对敌工作机构和对敌工作政策的历史演变,讴歌了隐蔽战线英雄们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重大牺牲和重大功勋。
从1894年的甲午海战可以看出情报工作在战争中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说起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情报机构,就是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特科,后来因为革命需要先后设立了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党的对敌工作机构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我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的敌工部、敌工站和地下交通站。中央对敌工作形势对威海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随着日本的入侵和革命形势的推动,威海对敌工作悄然登上历史舞台。
1938年1月,中共胶东特委依靠“民先”组织和政训处官兵,团结海军教导队,联合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成功发动了威海起义。同年3月,日军占领威海卫后,将威海城区作为控制东海地区的战略要地,在这里设置了27处军事据点,使全城陷入-片白色恐怖。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力量组成的“抗八联军”为虎作伥,使人民军队遭受到前后夹击。如此严峻的形势,加强威海对敌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1942年秋,中共威海县委设立敌工部,各区相继成立了敌工站,一批机智勇敢、经验丰富的同志被任命为敌工站长。到了1944年,东海武工队部分人员调到威海开展工作,称为“威海青年中队”,做了大量瓦解敌军、锄奸反霸和消灭顽军的工作。威海各级敌工组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政治宣传、瓦解敌军等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把对敌工作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威海对敌工作的大本营选择在羊亭镇贝草夼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地理位置特殊,贝草夼处在里口山南山脚下,三面环山,位置偏僻,敌人统治相对薄弱;二是贝草夼村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一个仅有22户的村当时就有两名中共党员,有一名党员还具有对敌工作经验;三是羊亭这片土地曾被日本侵略者无情的践踏,激发了当地群众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威海县委选定贝草夼村作为对敌工作基地,指导全区各敌工站的工作。
日军攻占羊亭后,曾在此设立了四个重要的伪军据点。在敌工站和抗日武装的里应外合下,我方仅利用半年的时间,就先后将4个伪军据点全部拔掉。反观威海对敌工作形势,我方仅用6个敌工站、不足30人的敌工力量,面对日伪顽数倍于我方的兵力,有力配合抗日武装,使威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全国收复的第一座城市。这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身处险境却不畏危险,坚持在敌后开展抗日活动,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时任地下交通站站长梁自修同志,1918年8月生,原名吕福君,因革命需要化名为梁自修。在当时6个县的5个敌工站长中他的成绩最为突出。1949年5月随兵团南下解放杭州,之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和生活。
王锡荣,贝草夼村人,电影《女交通员》的原型人物,她为了对敌工作面对着家人的质疑与外界的非议也从不辩解,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完成好,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王锡全,贝草夼村人,从20岁成为地下工作者开始谨遵组织嘱托(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唯一知道他身份的只有梁自修,而他也因此一直背负着“汉奸”“二狗子”的骂名,直到2006年有关部门做出了“关于王锡全解放前从事敌工工作的情况”的确认。半生背负的骂名,终于得以昭雪,老人的腰杆终于挺直了。
王连华,是以自家生意为掩护,为八路军送信、送情报的地下交通员。
地下工作者刘秉顺,在攻打南大桥据点时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改革开放后为祖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锡玉,两次潜入敌人据点,通过巧妙地伪装,直接完成了活捉日军翻译的军事行动,缴获步枪8支。王锡玉老人在1956年荣获独立国家颁发的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地下党员王绍俭,在威海独立营攻克竹岛据点战斗中,为部队提供了重要情报。
随着岁月的流逝,革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那些肩负特殊使命的勇士们也大多离我们远去。然而,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英雄们,他们高昂的革命热情、坚定的革命意志、坚贞的革命情怀,将永远激励我们这些后来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力开启新时代的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