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位于渌江乡福建围村。1891年,立三祖父元吉购置,土木结构平房,占地面积2355平方米,建筑面积922平方米,座东朝西,黄色围墙,八字柴门,门额题“芋园”。门联为“春华秋实,日升月恒”。进柴门15米为正屋,大门石刻门额由原中央总书记题“李立三同志故居”。为纪念其革命功勋,省人民政府于1983年拨款19万余元,按原貌修复李立三故居,设陈列馆展览其生平事迹,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故居前厅过天井为正堂屋,正面墙台桌上,陈设李立三半身塑像。左横堂屋两侧,对称4房,分别为立三及其父母与弟妹卧室。右横屋及住房,现为辅助陈列室,陈列230多件实物、照片、文字资料,介绍立三同志艰苦奋斗一生的业绩。
1999年11月1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纪念李立三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出席并讲话。11月18日,中共株洲市委、株洲市人民政府,在醴陵主持召开李立三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有关领导、立三同志亲属和各界代表参加会议。
李立三故居于1983年10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1月被株洲市委宣传部公布为株洲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3年5月,国务院(国发[2013]13号)公布李立三故居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立三故居(芋园)坐落在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阳三石街道立三村,国家AAAA级景区。李立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安源路矿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南昌起义的首倡者和领导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 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占地面积2355平方米,建筑面积922平方米,坐东朝西,黄色围墙,八字柴门,门额题“芋园”,有房屋32间,为土木结构的单层庭院式民居。原为他人产业,1891年由李立三的祖父所购置,李立三的父亲和伯父均为前清秀才,都在故居内办过私塾。门联为“春华秋实,日升月恒”。 进柴门15米为正屋,大门石刻门额由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李立三同志故居”。李立三同志故居陈列馆“投笔效班侯 工运领先锋”——李立三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展厅面积525平方米,展示了200余张鲜活生动的图片展板、230多件(套)饱经沧桑的文物资料、3处形象逼真的浮雕场景。展览共分为“渌水孕育忧国青年”、“工人运动杰出领袖”、“耿耿忠心为国为民”、“铮铮铁骨风范永存”四个部分,以李立三同志的鞠躬尽瘁的革命生涯为主线,通过运用图片、浮雕、场景及视频播放等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李立三同志的革命生涯。
主题雕塑,首倡南昌起义,背景:南昌起义是革命的新时期党的首次尝试,以工人们共同相响应号召,拉条幅、扬红旗再现革命气氛高涨的那个年代。 主雕塑:李立三与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共同领导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了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伟大旗帜下,用鲜血谱写的一部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1927年,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李立三同志坚决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新的斗争。7月20日,他同邓中夏等同志向党中央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行动,得到中央同意。27日,他奉命担任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昌起义领导机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委员,负责治安保卫、工运和群众工作,是起义的决策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后,他随部队南下广东,沿途领导开展发动群众、铲奸除霸等工作。10月,他向中央提交《“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在党内较早对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李立三同志在起义前后付出艰苦努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1929年,当时的红四军内部出现分歧,毛泽东离开了前委主要领导岗位。李立三在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安排陈毅同志执笔,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九月来信)。这封信明确,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得知后,写了一封信给李立三。在李立三故居陈列馆里展出这封信的内容,信的抬头为:“立三兄”,信中讲到,因为好久没有和李立三通信了,不知道李立三的通讯地址,还称自己的知识饥荒到了十分,拜托李立三同志经常邮寄书籍。 李立三同志在宣传贯彻党的六大精神、恢复革命力量和发展革命运动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旗帜鲜明地批评革命低潮中党内出现的悲观思想和消极情绪,强调贯彻六大争取群众的路线,指出要“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才能促进革命高潮”。他支持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介绍推广朱毛红军的战术原则和经验,赞扬他们“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同周恩来同志一道,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前委中的领导地位,妥善解决红四军内部争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